一九二四年，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皇宫。北洋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，负责接收清点清廷文物图书，清点过程中，在故宫内发现了与其他字书杂物放置在一起的“四库全书薈要”，所幸该书不僅完整无缺，而且觸手如新，在战乱频仍的年代，这部世间孤本竟得以保存下来，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。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国民党政府把“薈要”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，全国解放前夕，国民党在竄逃之际，又把“薈要”运到台湾。一九八五年，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，精装十六本，共五百册。 由於海峡阻隔，我们暂时无法“睹‘四库全书薈要’”的真容，但是，吉林出版集团对於“薈要”的影印出版，却在某种程度上稍减我们的遗憾。这也是这部中华文化的珍品首次在大陆印行。它的出版印行，无论是对於歷史文献的研究整理，还是对於中国古代歷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，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。同时，由於“四库全书薈要”本来就是...(展开全部)

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原名《左氏春秋》，汉代时又名《春秋左氏》《春秋内传》，汉代以后才多称为《左传》。共三十五卷，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，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。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年（鲁隐公元年）至公元前454年（鲁悼公14年）《左传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《春秋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，与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合称为“春秋三传”。它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，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巨著。

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原名《左氏春秋》，汉代时又名《春秋左氏》《春秋内传》，汉代以后才多称为《左传》。共三十五卷，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，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。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年（鲁隐公元年）至公元前454年（鲁悼公14年）《左传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《春秋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，与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合称为“春秋三传”。它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，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巨著。

清乾隆三十七年，乾隆皇帝弘历下诏，开四库全书馆，次年敕修“四库全书”。自唐宋以后，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，唐代有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北堂书抄》，宋代有《太平御觉》、《册府元龟》，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《永乐大典》，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，收入图书七八千种，堪称鸿篇巨制。清朝康熙、雍正年间，清王朝又编纂了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万卷。到了清乾隆年间，安徽学政朱筠以为《永乐大典》收录图书未为尽全，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，同时，设立专门机构，对翰林院所藏《永乐大典》进行校辑。于是，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，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，开始编纂《四库全书》。编纂《四库全书》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，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，至乾隆四十三年，历时七年，共征集图书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七种；然后是整理图书，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...(展开全部)

清乾隆三十七年，乾隆皇帝弘历下诏，开四库全书馆，次年敕修“四库全书”。自唐宋以后，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，唐代有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北堂书抄》，宋代有《太平御觉》、《册府元龟》，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《永乐大典》，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，收入图书七八千种，堪称鸿篇巨制。清朝康熙、雍正年间，清王朝又编纂了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万卷。到了清乾隆年间，安徽学政朱筠以为《永乐大典》收录图书未为尽全，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，同时，设立专门机构，对翰林院所藏《永乐大典》进行校辑。于是，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，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，开始编纂《四库全书》。编纂《四库全书》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，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，至乾隆四十三年，历时七年，共征集图书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七种；然后是整理图书，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...(展开全部)

刘文淇，子毓崧(1818－1867)。文淇祖孙三代都是著名经学家。毓崧字伯山，一字松崖，道光二十年(1840)优贡生。传父《左传》学，旁通经史及诸子百家，校于校勘，著有《春秋左氏传大义》及《周礼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礼记旧疏考正》等书。寿曾字恭甫，同治三年(1864)、光绪二年(1876)两中副榜，著有《昏礼重别论对驳义》。仪征刘氏三世并以经学名，深受当时学者宗仰。据刘毓崧撰《先考行略》称，文淇生平湛深经术，对《春秋左氏传》用力尤勤，曾认为《左传》之义，被杜预剥落已久，杜注中稍可观览的观点，多系袭取旧注，于是辑《左传旧注疏证》一书，先取贾逵、服虔、郑玄三人之注，进行疏通证明，对杜预排击不当的进行纠正，对杜预剿袭前人的说法加以标明，对杜预沿用韦昭《国语注》的地方，也一加以指出。他还认为许慎《五经异文》所载的左氏说都本于传《左传》的先师，《说文解字》所引的...(展开全部)

儀徵劉氏四代共治《左傳》之學，時人常方之吳門惠氏。劉文淇不滿於《十三經》唐宋舊疏，與友朋相約重作新疏，其考證《左傳》舊疏，輯錄舊注並為之疏證，開啓了劉氏家學四代持續的治《左》事業。此後劉毓崧、劉壽曾兄弟及四傳劉師培持續努力，而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》仍止於襄公五年，為學界憾事。對於這樣一個時處激變時代的經學世家，無論其學人交遊與學術影響、學術著作豐富性以及經學研究創新性還是研究方法獨特性，都值得深入整理與研究。195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》，但版式不佳，未能施以新式標點，不便閱讀；同時不能展示整理本與原稿、副稿的異同，存在訛脫與錯誤。中華書局《十三經清人注疏》計劃收入，而至今未見出版。台灣“中研院”中國文哲研究所有“清乾嘉揚州學派研究”計劃有劉氏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》，惜至今未見成書面世。 該書對既有的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》各種版本進行...(展开全部)

儀徵劉氏四代共治《左傳》之學，時人常方之吳門惠氏。劉文淇不滿於《十三經》唐宋舊疏，與友朋相約重作新疏，其考證《左傳》舊疏，輯錄舊注並為之疏證，開啓了劉氏家學四代持續的治《左》事業。此後劉毓崧、劉壽曾兄弟及四傳劉師培持續努力，而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》仍止於襄公五年，為學界憾事。對於這樣一個時處激變時代的經學世家，無論其學人交遊與學術影響、學術著作豐富性以及經學研究創新性還是研究方法獨特性，都值得深入整理與研究。195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》，但版式不佳，未能施以新式標點，不便閱讀；同時不能展示整理本與原稿、副稿的異同，存在訛脫與錯誤。中華書局《十三經清人注疏》計劃收入，而至今未見出版。台灣“中研院”中國文哲研究所有“清乾嘉揚州學派研究”計劃有劉氏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》，惜至今未見成書面世。 該書對既有的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》各種版本進行...(展开全部)